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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禁忌·故事——論曹文軒小說中的童年敘事

來源:中國作家網 2019-07-13

在2016年4月獲得國際安徒生兒童文學獎的中國作家曹文軒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反復說到一句話:“一個人其實永遠也走不出他的童年”。的確,幾乎所有的作家在寫作過程中都無法回避童年,一部分作家甚至終身都將童年作為最重要的寫作資源。因此,從現代到當代,從魯迅、廢名、蕭紅到莫言、遲子建,中國文學史生發出一條“童年敘事”的線索,將歷史的童年以個性化的文學的形式呈現出來。20世紀90年代末期曹文軒帶著他的自傳體小說《草房子》《紅瓦》《青銅葵花》進入大家的視線。這些小說很快被指出承接了廢名、沈從文、蕭紅、汪曾祺的“抒情小說”的脈絡,又與遲子建充滿詩意的童年文本具有類似的風格。然而,有趣的是,曹文軒的童年敘事卻被貼上了“成長小說”的標簽,同時有又被歸入了“兒童文學”的范疇之內。這種“被命名”背后隱藏的正是將他與其他作家的童年敘事、成年人文學與兒童文學區分開的界限所在。

一、成長

在中國,那種記述主人公在長大成人過程中所經歷的苦難的“成長小說”并不少見。比如古典小說《西游記》就被很多研究者視為“青春成長小說”,孫悟空的取經過程象征著一個民間精英的成長過程;比如革命成長小說《青春之歌》,講述一個普通女學生如何不斷修正自己,逐漸成為符合革命要求的無產階級戰士的成長過程。然而,奇怪的是在幾次“童年書寫”熱潮中卻鮮少見到成長型的童年敘事,直到曹文軒的出現才彌補了這種空白。

曹文軒的自傳體童年小說《草房子》和《紅瓦》,前者寫了桑桑與他的小伙伴們在油麻地小學的六年生活;后者寫林冰和小伙伴在油麻地中學的六年生活。這兩部小說既展現了油麻地的孩子們天真快樂的童年生活,也講述了他們成長的煩惱、突如其來的生活變故、潛藏著的精神危機等。曹文軒在小說中設置了多處“成長標記”。比如天生不長頭發的“禿鶴”因為被大家取笑而感到自尊心受傷,他不想上學,遠離人群,然而卻被大家追著不放。他為了報復大家在“會操比賽”中巧施妙計讓大家集體受辱,卻也讓自己陷入空前的孤立當中,孤獨的他只能一個人靠著磚窯散發的熱氣驅散內心的寒冷。為了重新回到集體之中,他在文藝會演中主動請纓扮演反面角色—偽軍“禿排長”。他的演出獲得了掌聲,一直故作堅強的他哭了,大家跟著他一起哭了。“小河邊的哭泣”于“禿鶴”意味著用寬容與真誠獲得認可與友誼;于其他的孩子們意味著反思到自己的“頑劣”,學會“真誠”與“尊重”。這里的“哭泣”宛如一個成長儀式,更是一個“成長標記”。

艾布拉姆斯指出,“成長小說”在敘事主題上,強調主人公的思想與性格的發展,作家通過敘述主人公從小到大的生活遭遇,通常還要“經歷一場精神上的危機,然后長大成人并認識到自己在人世間的位置和作用”。曹文軒的童年小說正是典型的“成長小說”。小說主人公的成長困惑、突如其來的災難通常在故事進程中就會被厘清、被征服,而問題的解決就相當于一次成長,因而他的故事中處處可見這種隱藏著成長意義的標記。

一個故事中主人公總是要經歷數次成長才能到達一個相對圓融、平和的局面。它可能是歸于一種精神上的強大與自足,也可能是被一種制度與價值觀規訓。與曹文軒充滿“成長標記”的童年敘事不一樣,自“五四”以來的回憶性童年文本普遍都是在對童年時代進行“片段式”的描寫,童年生活多以“橫截面”的形式表現,是一種靜態的童年敘事。即使是像《呼蘭河傳》《橋》《古韻》《在細雨中呼喊》這樣的長篇,盡管敘事的時間線被作者拉得很長,包容了主人公很長一段童年期的生活,但本質上仍然不過是一種敘事的擴容,并沒有涉及對生命本體“自我”的深入挖掘和主人公思想成熟的過程,缺乏對動態性成長的記錄和表達。施戰軍曾把當代的童年文本總結為對于“成長中的狀態”或者“成長的破碎狀態”的敘述,是對未完成的成長的探索,敘事形態表現為一種“成長的斷片”。實際上,“成長中”“破碎”“未完成”的表述都說明這些文本缺乏曹文軒童年敘事中動態性的生長,即成長的延續性。這種“延續性”生成了“成長小說”的“成長維度”,也生成了曹文軒小說中的“成長維度”,使他不同于其他的童年敘事,而形成了別樣的成長型的童年敘事形態。

當然我們要注意的是,曹文軒小說中的“成長維度”所體現并完成的是一種被“窄化”的成長。它表現的人在苦難中靈魂不斷凈化,性格不斷強化的過程,是一種昂揚向上的生命態度。然而換一個角度說,這種“成長”也可以被視為是作為“成長主體”的孩童在與社會博弈、較量的斗爭中,被“成人社會”中的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念規訓的過程。畢竟無論是禿鶴還是桑桑都是回到了被感召、被照耀的“正確”的成長路徑。“成長”的內涵實際上要豐富得多,它既有這種符合主流價值的“向上”的過程,也可能有“下降”的模式,像丁玲《莎菲女士日記》中的“莎菲”,林白《一個人的戰爭》中的“我”,顯示了蒼白的生命通過一重一重的成長困境走向腐敗的過程。我們不能不說這也是另一種“成長”。除了“向上”和“向下”的成長或許還應該存在一種中間地帶,它可能在各種精神困境中有所頓悟,有所超越,然而在總體的趨勢上看不出是上升還是下落,有點漫無目的,如《麥田的守望》中的霍爾頓。如此區分,我們便看出曹文軒小說中的“向上”式的“成長維度”其實還隱藏著另一種維度,即強調社會規約的“教育維度”。狄爾泰曾經就把傳統的“成長小說”定義為一種“成長維度”與“教育維度”相融合的小說形式。因此,我們從“成長小說”的另一個維度窺見了曹文軒小說被以“兒童文學”命名的重要理據。

二、禁忌

曹文軒自云最初寫作時并沒有刻意地要服務于兒童。他的小說被兒童廣泛接受并擁有“兒童文學家”的頭銜其實是有多種原因的。

首先,他自己闡釋被命名的原因中一條就是,他的書內容“適合兒童讀”。在一次訪談中他從敘事內容的禁忌上闡釋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之間的區別:

其實兒童文學是要講禁忌的,成人文學都不是無所顧忌的,更何況兒童文學?不是生活中發生的一切都可以寫進小說的。有些人認為既然是發生過的,就應當可以寫進小說;不然,就是隱瞞和蒙蔽。要知道,人類的進步就是知道了什么事情是可以公開的,什么事情只能是在隱秘處進行的,是不能公開的。畢竟是兒童,有些東西需要遮蔽,有些暴力不可以寫,兒童文學和成人文學本質上沒區別。

他的這種有關童年敘事“禁忌”的說法非常類似于尼爾·波茲曼所說的“成人的秘密”,即如性沖動、暴力沖動的表達對于還不具有自制力的兒童來說都是非常危險,是必須對兒童隱藏的,成人需要“分階段地教他們如何將羞恥心轉化為一系列道德規范”。然而,在這個電視時代,這些“秘密”早已公然暴露于孩子面前,波茲曼因此認為孩童帶有羞恥心的“童真”會隨著“成人秘密”的敞露而消逝。從這個觀點出發,現實的兒童世界已經不存在禁忌,曹文軒或者說大部分學者對于兒童文學所保持的一種看法仍然是一種古典式的兒童文學觀,認為屬于“兒童世界”的內容與成人世界仍然保持著一種鮮明的界限。曹文軒也曾對自己的作品做了一個區分,比如他認為《草房子》是兒童可以看的,而少年小說《紅瓦》有些內容則不適合給兒童看。

事實上,《紅瓦》仍然有很多中學生在看,其內容的禁忌度遠不如這些少年“二次元”的動漫世界和涌潮而來的網文世界要高。而《草房子》里也不是沒有“情愛”,不呈現“人性之惡”;相反,蕭紅和遲子建的童年敘事中卻少見那些被列為禁忌的“性”與“暴力”。由此可見,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在“禁忌”上確實沒有本質之分,其真正的分歧在于“禁忌”的表現形式。曹文軒的童年敘事的特殊之處在于用一種具有“教育示范”性的敘事模式展現“禁忌”。正如“童話”的用處一般,他致力于“以兒童容易接受的方式揭露了現實生活中存在的邪惡,并且融會貫通,使兒童不受創傷”。如他在《紅瓦》中描寫林冰的“性的萌動與窺伺”,首先反復強調了少年的“羞恥心”。這種“羞恥心”的渲染和細致描寫予以少年讀者的,一方面是一種情感共鳴,讓讀者在一種類似隱秘的情感體驗中找到“同道者”;另一方面亦是一種對于“隱秘的困境”的啟示,讓讀者認同這種“成人秘密”的禁忌性,在學習自然平和地接受秘密時仍保持對它的神秘感與敬畏心。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曹文軒的成長敘事除了具有正面的教育意義,還很有一種“童話”式撫慰效果。而像蘇童、余華的小說中對于暴力、性及其一切“人性之惡”極盡所能的演示于他們自己而言也許有一種“宣泄性”的療愈效果;而于讀者,特別是少年讀者而言則很可能成為一種心理刺激。它相當于一種現實的復現,是真正的謀殺、性愛與劫掠。這種真實、細致甚至變態的描寫所帶來的心理刺激會松動少年兒童控制自身各種潛在沖動的信心。

所以,兒童文學并非不能呈現“惡”,它的關鍵在于呈現哪一部分“惡”,如何呈現“惡”。如果要引發同情,作者只需要交代一種悲劇性的“死亡”,而并不需要分解“死亡”。對于成長“禁忌”有節制的、童話式的表現形式為曹文軒打開了兒童文學世界的大門。

三、故事

談到廢名、蕭紅、遲子建的童年敘事,大家一定會說它的“詩性”,在分析詩性的時候我們會注意到情節淡化的結構特征、“兒童視角”及充滿童趣的兒童化語言。曹文軒的童年小說繼承了“兒童視角”及“兒童語言”的敘事特征,卻一反“情節淡化”的敘事追求而格外強調小說的“故事性”。

從形式上看,幾乎他的每個長篇小說的文本結構都是采用一種以“小故事”連綴成“大故事”的方式,而這正是吻合兒童認知水平的。以往的一些長篇童年小說,比如凌叔華的《古韻》、余華的《在細雨中呼喊》等,隨著故事的不斷深入,引入的人物越來越多,多條故事線纏繞在一起,即使是成人讀者也常常難以理清。英國作家在讀《古韻》時曾致信給凌叔華說,“對一個英國人來說,開頭讀起來有點困難,有些支離破碎。英國人一定鬧不清那么多的太太是誰”。曹文軒的《草房子》《紅瓦》里也涉及很多人物,但他采用一種類似于“人物列傳”的方式將他們編排起來,每個篇章只以一兩個人的故事為中心,而故事與故事之間又有一些連續性。這種寫法在不減少敘事容量的同時降低了閱讀的難度,方便孩童閱讀。因為篇章與篇章雖然有連續性但同時又具有相對獨立性,孩子不需要很大的耐心就可以讀完一個小故事,當所有的小故事閱讀完以后又能自動生成一個具有時間跨度和成長意義的大故事。從內容上看,當其他幾位作家通過“情節的弱化”制造一種沖淡、間離的美學效果,曹文軒卻在用一種最樸素、傳統的方法認真講童年故事。

在曹文軒的童年敘事中,我們很少看到他去模仿孩子的口吻說話。他只是用一種誠實的態度將童年那些他覺得有趣、新奇、刺激的事,以“成長體驗”重現出來引起孩子的共鳴。比如《草房子》里少不更事的孩子給光頭陸鶴取外號、丟帽子等故意讓人出丑卻完全意識不到“傷害性”的惡作劇,那是孩子們還不曾認識“同理心”的原始狀態。比如桑桑穿著棉襖在夏天的操場上,這一引人注目的舉動是一個兒童需要通過外界社會的反饋來證實自己的存在感的一種心理需求;比如桑桑把蚊帳拆下來當“漁網”完全是孩子無功利地滿足好奇心的游戲性體驗……

追求童年生活“純真”的話語表達總會勾起已經被知識系統建構、社會規則規訓后變得復雜的成年人對生命初期那種自由、稚拙的青蔥的生命氣息的一種懷想。然而于少年兒童而言,與他們“正在進行時”的成長、特殊的思維有共鳴的故事才能引起他們最大的興趣。在《呼蘭河傳》與《北極村童話》等作品中也不是沒有充滿童趣的兒童行為書寫,比如蕭紅寫自己躲在菜園的一個缸里滾回家;看到有二伯偷了一個大澡盆掮在肩上時感覺澡盆自己會走的描寫。比如遲子建寫自己如何把飯省出來給狗吃,并贏得了狗的喜愛。然而像這樣一種故事在她們的作品中常常因為她們“散文化”的審美追求而被她們一筆帶過。曹文軒抓住了這些被其他作家略過的“童趣”,堅持小說中的“故事性”,細心經營,用一個個傳統而又貼合兒童文化心理的“故事”獲得了小讀者的青睞。以童年敘事作為一個面相,我們發現曹文軒小說中的三個重要小說特征—成長、禁忌和故事性,亦由此發現兒童文學(更準確地說是受兒童歡迎的文學作品)與成年人文學之間的區別或許不在于語言水平、故事內容,而在有關如何呈現的“話語方式”。兒童文學似乎更適于以“故事形態”去呈現吻合兒童思維的具有“童趣”的故事,正如曹文軒的童年敘事一般,用一種溫和、節制的話語帶著一種成長“引導”的意味講述兒童視野中的那些“成人秘密”。

《藝術評論》 | 雷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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